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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珍院士

王志珍，1942年生，江蘇吳縣（現(xiàn)蘇州市）人。1964年畢業(yè)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生物物理系，分配在生物物理所工作。在胰島素A、B鏈相互作用及重組，蛋白質折疊、折疊酶和分子伴侶，內質網(wǎng)氧化還原穩(wěn)態(tài)與疾病等領域做研究工作。 200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05年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后改名為發(fā)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

曾獲發(fā)展中國家科學院基礎科學獎（生物學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二次；中科院自然科學獎一等獎、二等獎；中國科學院優(yōu)秀導師獎三次；“中國科學院十大杰出婦女”；“全國三八紅旗手”；第六屆“中國十大女杰”等獎勵。曾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九三學社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訪：王老師，非常感謝您接受這次訪談。所里正在做所史研究。研究所各位先生們的科研工作也就是研究所科研工作的主線。所以，今天想請您談談，您的學習和工作經(jīng)歷，以及您覺得值得記錄的一些事情。

王：我1959年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生物物理系（5912班）。這里面還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我從初中開始成為上海中學校體操隊隊員。1958年，學校安排幾位體操隊隊員去上海師范學院體育系體操專業(yè)脫產集訓，希望培養(yǎng)出體操一級運動員。那時我讀高三，還有大半年就要考大學了，我很不愿意中止學業(yè)去參加體操集訓。我哥哥是共產黨員，他對我說：“一定要服從黨的分配，但是晚上一定要自學，我相信你可以靠自學考上大學?！蹦前肽?，我白天與體操班的學生一起訓練，晚上堅持高三課程的自學。我終于通過上海市的考試獲得了“體操一級運動員”稱號，完成了學校交給我的任務。但也因為我是一級運動員，考大學填志愿時學校要求我報考體育學院，這與我一直以來想學理科、報考一類（理工科）大學相矛盾。當時班里為此還排了個節(jié)目在學校演出來“幫助”我。后來我的班主任白老師突然通知我：“你可以考一類大學了”，我開心得不得了。幾十年后的老同學聚會上，我向白老師問起這件事。他就講了一句話：“你是三好學生嘛”。我理解校領導是非常講大局也非常愛護學生的。中國科大生物物理系是我的第一志愿，后面填了清華、北大的幾個系。

訪：那時報志愿都是學校決定的？

王：老師了解學生，學校也了解國家培養(yǎng)人才的計劃和布局，所以老師會給一個指導性意見。記得老師推薦班里一個同學去考北大英語系。那個同學說，英語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語言，不想去學。最后他還是接受了老師的建議，考入了北大英語系，后來成為《參考消息》的主要業(yè)務負責人。還記得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考上大學以后，被通知不能入校，我們非常震驚，也為他難受。

訪：請您談談進入生物物理所工作后的情況。

王：我的畢業(yè)論文是在三室做的，是一個濃縮噬菌體培養(yǎng)液的小實驗，不能與我們現(xiàn)在學生做畢業(yè)設計的訓練相比。從科大畢業(yè)，我想考研究生，但是系主任沈淑敏先生找我們四、五個同學說，“希望你們留在生物物理所工作，不要去考外面的研究生?！碑敃r我們的思想就是聽組織的話，服從分配。

1964年，我們這一批畢業(yè)生來所里報到后，很多人直接去山西洪洞參加“四清”運動。我則被分配到研究放射生物學的二室趙克儉老師組，后來又被調到了李公岫老師組。那時候研究工作的組織和機制與現(xiàn)在完全不同，效率也完全不能與現(xiàn)在相比。我記得我做的第一個實驗是移液管的體積矯正。

第二年我才被批準參加了在運城的“四清”，一年后回京參加“文革”?；叵肫饋恚八那濉钡囊荒陮ξ覀冞@些“三門”（家門，學校門，單位門）人員認識中國的農業(yè)、農村、農民還是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當時貝時璋先生被安排在李公岫組參加“文革”，每天都要早請示晚匯報，大家一起學習《人民日報》社論及各種通知、文件。這段時間我的極大收獲就是天天與貝老在一個組里學習、活動，聽他講了很多個人經(jīng)歷。如貝老是中農家庭出身，是由親戚朋友一起湊錢給予資助到德國留學的等等。我記得貝先生還講過一件事，蔣介石請很多大科學家吃飯，他也應邀出席了，貝先生感到這是一輩子最大的恥辱。

“文革”期間我懷孕有較嚴重的反應，在一次早請示的時候暈倒了。室革委會的一個領導說：“王志珍，你早不暈晚不暈，就是在早請示時暈是什么意思？”，把我懷孕的生理反應上綱到政治態(tài)度，后來還散布說我是癔病，癔病是一種精神病?，F(xiàn)在說起這些事，我沒有任何責怪個人的意思，只是想說災難性的“文革”把一些人的思維和心態(tài)扭曲了、畸變了。

訪：“文革”期間，您還去首鋼工作過一段時間？

王：當時陳伯達要求我們知識分子到工廠、農村和中學去接受工人、農民和中學生的再教育。我被分配去了首鋼。

我們隊有高麟征、呼俊改和我三個女同志，從中關村到首鋼不是坐車去的，是行軍拉練去的。首鋼的生產環(huán)境非常嚴峻，我們每天在轉爐前三班倒。聽說鋼鐵學院畢業(yè)的女生都沒有在轉爐前工作的。當時首鋼流行肝炎，我和陳景峰得了急性肝炎。特別令人惋惜的是，我們的組長黃家忠得了肝癌后去世。黃家忠是我們的好組長，他總是把最危險、最艱難的工作留給自己，吃苦在先。他是一位真正的共產黨員！我們都非常懷念他。這一年煉鋼工人的勞動生活對我們是極大的考驗，但使我了解了大工業(yè)和產業(yè)工人，認識到工人階級的偉大。

前些年我因工作原因去過一次石景山，但是首鋼已經(jīng)搬走了。后來有機會到曹妃甸，我如愿去了首鋼，已經(jīng)是煉鋼完全自動化的首鋼了。

訪：您去干校了嗎？

王：我去了半年干校，在大興農場。90年代有一次我到美國開會，在飯店里吃飯時，發(fā)現(xiàn)旁邊桌上有個人老看我。隨后他走過來問我是科學院的嗎？一說才想起原來是當年大興干校的同學，他那時在計算所。過了這么多年卻在美國的一家餐館里巧遇，真是挺有意思的。

訪：從干?；貋砗?，您做了哪些工作？

王：說到這里，我要特別感謝李元庚書記、韓兆桂處長、徐秀璋書記。他們在我的科研生涯里給了我極大的幫助。

當時二室的書記李元庚是一位轉業(yè)軍人。“文革”以后，所里的研究工作幾乎完全中斷。我每天都跑到李書記的辦公室，請求讓我工作：“李書記，我不愿意這么坐著，請你把我調到任何一個只要有事情可以做的地方”。李書記雖然很為難，但沒有責難我，也沒有批評我。一天，李書記跟我說，“組織上同意把你調到胰島素組了?！蔽腋吲d極了，我終于可以做工作了！

在胰島素組，我的工作是做胰島素的生化研究。當時一起做實驗的有從上海調來的雷克健，他是曹天欽先生的研究生；還有從生物實驗中心合并到生物物理所的郭堯君等。我們幾個年青人一起愉快地工作，做了幾篇研究論文。除了李書記，我還要感謝業(yè)務處韓兆桂處長、感謝所領導把我調到了一個有事情可以做的地方。

實驗中發(fā)生過一件特別危險的事情。一天中午，我到在北大工作的姐姐家去了，等我回到實驗室看到的景象讓我頓時倒抽一口冷氣。一個做蛋白質冷凍干燥抽真空的干燥器爆炸了，二十多平米的房間遍地是玻璃碎片，我有一件掛在水池子上的游泳衣已被磷酸腐蝕成了碎片。在斜對面實驗室工作的鄒承魯先生看到我回來了，對我說，他聽見爆炸聲后馬上過來，但門鎖著，就只好從門上面的窗子爬進去查看發(fā)生了什么。鄒先生那時已經(jīng)五十多歲了，還要從2米高的門上面的窗子爬進去，多不容易啊。通常我中午都是在實驗室吃飯和做實驗的，如果那天也是這樣的話，那么厚的玻璃干燥器就在我身旁爆炸，最好的情況我也肯定是一個“宋丹萍”了。后來，我們在抽真空的干燥器外加了一個鐵絲網(wǎng)罩子。我從德國回國時就向洪堡基金會申請買了一臺冷凍干燥儀回來。

“文革”后期，我們科學院高瞻遠矚，在國內最早辦了英語口語班，請中科大的李佩先生組織教學。我跟王書榮在一批，好像是第二屆（1975-1976）。我不是黨員，不是干部，也不是工農干出身，但是七室領導讓我去學習，我特別感激實驗室的支部書記徐秀璋。

在科大（合肥）學習的一年從根本上提高了我們的英語水平。緊接著改革開放，外賓越來越多。外事處的負責人亢宏老師常會把我叫去做“翻譯”。我30多歲才張嘴學口語，而且就學了那一年，真是趕鴨子上架。我記得有一張照片，王大成在給來訪的日本科學家講胰島素晶體結構，我在旁邊給他當“翻譯官”。

后來，科學院在國內首次與德國洪堡基金會達成協(xié)議，選派訪問學者。所里又推薦了我通過洪堡項目到德國羊毛所工作。羊毛所正是世界上三家成功合成胰島素的實驗室之一。

我從德國回來時已經(jīng)40歲了，主要是做生化研究；而梁棟材先生的研究室完全是做晶體結構，我沒有意愿再從頭去學晶體結構解析，于是希望調到做生化的研究組。最后我被調到鄒承魯先生組。我的科研工作最早的源泉就是來自我國的人工合成胰島素---胰島素合成中的蛋白質折疊問題，也就是胰島素的兩條肽鏈為什么能夠在溶液中自發(fā)生成活性胰島素分子？這正是鄒承魯先生在上海完成人工合成胰島素后到北京開展的一個基礎理論研究工作。我參加了這樣一個被戲稱為“老題新做”的胰島素A、B鏈重組的基礎研究，希望探明人工合成胰島素成功的原因，揭示其中的蛋白質折疊問題。我作為鄒先生的co-PI獲得了美國NIH十幾萬美金的研究基金。NIH向國外發(fā)放研究基金一般只支持在美國國內無法進行的實驗。我們的胰島素A、B鏈重組的基礎研究并不屬于“在美國國內無法進行的實驗”，所以獲取到這份研究基金十分不容易。80年代初十幾萬美金相當于一百多萬人民幣，對我們從國外購買儀器和試劑非常有幫助。我開始用蛋白質二硫鍵異構酶來催化和促進A、B鏈重組成活性胰島素的研究。我運氣不錯，為以后開拓折疊酶和分子伴侶的新領域奠定了基礎。

1977年,英國科學家D. Hodgkin來訪，與胰島素晶體結構研究組人員合影

后排左起：饒子和，張明安，王家槐，張思和，董貽誠，梁棟材，吳伸，G. Dodson，常文瑞，D. Hodgkin，鄭啟泰，唐有祺（北大），雷克健，戴金壁，鐘納天，林政炯，李家遙，王大成，畢汝昌，伍伯牧

前排左起：樓美珍，王玉英，顧孝誠（北大），竇士奇，宋時英，王志珍，桂露露，沈福苓，張樹德，王耀萍，梁麗，林秀云

分子生物學是上世紀70年代興起和發(fā)展的。而70年代正是我們的“文革”時期，當時國內和所內真正做分子生物學的人很少。我意識到，做生化研究如果不懂分子生物學是沒有出路的，所以80年代中期我又去美國學分子生物學?；貒蠼⒘朔肿由飳W的技術體系，重點實驗室其他組的學生也到我們組來做蛋白的克隆、表達、純化、鑒定等?，F(xiàn)在的年青人恐怕很難想象30年以前的情況。

回想起來，我真是非常感謝生物物理所領導以及二室、七室、十二室的領導，他們在我人生轉折點中給了我很大的理解、包容和幫助。我愿意借此機會對他們表示衷心的感激之情?，F(xiàn)在“跳槽”是太平常的事了，可是那個時代是很不容易的。

2007年中國科學院結構生物學戰(zhàn)略研討會上部分科學家合影。左起：常文瑞、施蘊渝、王志珍、梁棟材、王家槐、王大成、汪必成

我在鄒承魯先生實驗室開始蛋白質二硫鍵異構酶的研究。鄒先生是酶學泰斗，他喜歡用自己提取和純化的酶來做實驗，這樣更掌握酶的脾氣。所以我們一清早到大紅門屠宰場去買牛肝，從新鮮牛肝中提取、純化、鑒定蛋白質二硫鍵異構酶來做實驗。我在加拿大工作的時候，注意到1987年才發(fā)現(xiàn)的分子伴侶新概念。由于用蛋白質二硫鍵異構酶來催化A、B鏈重組成活性胰島素的研究經(jīng)驗，我根據(jù)對分子伴侶新概念的認識，回國后的當年與鄒先生共同在《自然科學進展?國家重點實驗室通訊》發(fā)表了“蛋白質二硫鍵異構酶的多功能”的文章，提出“蛋白質二硫鍵異構酶是否還可能在新生肽鏈折疊中起著更為普遍的分子伴侶的作用？”；我被推薦在第七屆全國生化大會上做了有關內容的大會報告；最后與鄒先生共同在《FASEB J》提出“Protein disulfide isomerase is both an enzyme and a chaperone”的假說。此后便開始了在這個新領域里的不斷耕耘，為我們提出的假說提供翔實的實驗證據(jù)。現(xiàn)在“蛋白質二硫鍵異構酶是分子伴侶”已被國際同行普遍接受，國際上和我們自己的實驗室對其結構、特別是生理功能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國內外一些實驗室主動來與我們討論和合作有關蛋白質二硫鍵異構酶的研究。鄒先生治學的創(chuàng)新思維和嚴謹態(tài)度影響了我一生的科研活動。

2000年，蛋白質功能與酶學研究室人員合影，前排左起：田玉蘭、王志珍、靜國忠、王志新、鄒承魯、劉江紅、周筠梅、王金鳳

我還要感謝國家重點實驗室梁棟材、楊福愉二位前輩科學家對我的教導和栽培。梁棟材先生推薦我在第四屆全國生化大會上做了“胰島素分子結構與功能關系的復雜性”的大會報告，整理后聯(lián)名發(fā)表在《生物化學雜志》。后來聽說原來是梁先生自己被邀請做大會報告的，但他堅持推薦了我這個小人物。后來我又在梁先生的指導下，在《生理科學進展》共同發(fā)表了“當今胰島素研究的趨勢——胰島素作用機制的闡明”。1977年，梁先生的恩師、諾獎獲得者Dorothy Hodgkin第四次訪華，梁先生指派我陪同Dorothy和他的學生Guy Dodson在北京的訪問。1993年，我又幸運地被梁先生指派撰寫“Dorothy and insulin crystallographic research in China”的文章，這是梁先生應印度物理學家Ramaseshan邀請為Dorothy出版的四部論文集寫的，為此梁先生給我談了一個多小時，指導我如何寫這篇文章。此文還發(fā)表在《Current Science》上，后應《化學通報》要求翻譯成中文。楊福愉先生推薦我在第六屆全國生物膜學術討論會上做大會報告，后來又推薦我在亞洲大洋洲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聯(lián)合會（FAOBMB）任中國代表，使我在國際學術組織和活動中受到新的歷煉。

2006年，在楊福愉先生80歲壽辰時楊福愉（左）與王志珍（右）合影

我覺得所有在科學院里成長的人都受益于科學院的好領導。科學院的領導既講政策又注重人性化?？茖W院沒有多少“右派”，聽說這是因為張勁夫院長冒著巨大的危險保護了一大批的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否則“兩彈一星”從哪兒來？科大也是科學院老一輩科學家親自辦起來的，為新中國培養(yǎng)了一大批在前沿、交叉領域理工結合的人才。直到現(xiàn)在，科大在中國的高等教育領域仍然牢牢地站在前列。

訪：今年是建所60周年，請您談談您的感想。

王：我有一個看法，不見得對。“文革”之前，生物物理所在國內的地位沒有上海生化所高。他們有中國最好的一批生化學家，做了很多知名的工作。國際上了解得比較多的是上海生化所。但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生化所走失了一批人才，很多人出了國沒有回來。而在同一時期，鄒先生和梁先生調到了生物物理所，對生物物理所的發(fā)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特別是鄒先生建立的酶學開放研究實驗室是國內最早的一批開放實驗室；在此基礎上，鄒承魯、梁棟材、楊福愉三位先生建立了生物大分子國家重點實驗室。同時，我們所出國的一批人基本都回來了，如王志新、王大成、常文瑞、陳潤生、王書榮、郭愛克，畢汝昌、周筠梅、沈恂、沈鈞賢等等，形成了生物物理所的中堅和骨干力量，同時也成為了中國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結構生物學、神經(jīng)生物學舞臺上的主角。

1996年5月鄒承魯先生（中）與王志新（右）、王志珍（左）合影

酶學和蛋白質研究方面，鄒先生帶領的酶學團隊獲得了六個國家自然科學獎。晶體結構方面，物理所做胰島素晶體結構的一批同志合并到生物物理所，在梁先生的帶領下形成了中國蛋白質晶體學的搖籃。在此，我們不應該忘記一個人——林政炯。他是王家槐、王大成的老師，是生物物理所胰島素晶體結構測定的杰出代表，非常優(yōu)秀，但為人十分低調，是一位與世無爭的人，我們都尊重他。楊先生留蘇回國后到生物物理所工作，他的團隊無疑是國內生物膜研究的主要高地。

生物大分子國家重點實驗室的成立是生物物理所發(fā)展的一個轉折點。這里也是中國最早招收研究生的實驗室。通過這個實驗室，人才被凝聚起來，力量就爆發(fā)出來。創(chuàng)立至今的三十年中，每次評估都是“優(yōu)”！在20世紀最后二十年間，生物物理所一枝獨秀，在國內的生物學領域占據(jù)獨一無二的輝煌地位，并在國際舞臺占領一席之地。進入新世紀，隨著政策的改變和國家的發(fā)展，特別是高校的崛起，在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的版圖上，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新的高峰，生物物理所還是屹立在高原，而且在國際同行中贏得越來越高的聲譽。中國的生命科學研究進入新的時代。我們生物物理所要永遠創(chuàng)造新的高峰，高峰要高到無窮！

訪：請您對年輕人說幾句話吧。

王：近年來，大批新的、年輕的優(yōu)秀人才加盟我們生物物理所，他們比我們做得更好，他們以及更年輕的科學家是我們研究所的希望和未來。

鄒先生曾跟我們講，他們當年就只有一臺分光光度計，做的實驗現(xiàn)在看來都是古老教科書上的那些實驗。但是就是在這樣落后的條件下他們能做出那么多成果，多不容易！“文革”后期，鄒先生在劍橋時的同學、E. Smith作為“文革”后第一批訪華的美國科學家代表團成員到鄒先生實驗室參觀。那時鄒先生也和大家一樣工作全部停止，為了應付，實驗室試劑瓶里面都裝上了自來水。過了若干年以后，Smith對他說：“我一眼就看出來你什么也沒干”?！拔母铩笔刮覀兪ゲ恢故?，危害不止一代人啊。

現(xiàn)在的這代人比我們那一代人強，土壤就不一樣嘛。我從三十五、六歲才真正開始做科研工作，現(xiàn)在的學生從大學二、三年級就進了實驗室。現(xiàn)在我每次路過和平門南邊那條路，都會想起以前向國外投文章要自己畫圖，還必須倒兩次車到和平門的新華社去制圖，常常要跑兩三次才能把圖做好。

每個人的命運都跟國家的命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如果是戰(zhàn)爭年代，你就得去打仗?？箲?zhàn)時，鄒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就參軍當了汽車兵，在滇緬公路上運送軍事物資。多少人從懸崖上掉下去了。所以現(xiàn)在的年輕人真是要感謝你們所處的這么好的時代，要珍惜現(xiàn)在這么好的科研環(huán)境，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大好科研環(huán)境。希望年輕的科學家們要對得起這個偉大的時代，為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自己的貢獻。

參考資料

[1] 微信公眾號“中國生物物理學會”（ID：BSC-1979），王志珍院士訪談錄|生物物理所賦予我科學的生命